讀梁治平《清代習慣法》

厭訟思想，在中國由來已久。古人解決糾紛時，主張“無訟是求”，比如曲阜孔廟石碑上的“忍訟歌”，便是告誡當時的民眾盡量不要打官司，以契合和諧共處的中庸之道。身處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那么古人是如何在衙門之外，最大限度地保護自身利益的呢?著名法學家梁治平在其著作《清代習慣法》中，從清代官府檔案、民間契約和民國初期進行的司法調查等材料入手，考察了大、小傳統(tǒng)之間起到聯(lián)結作用的人和制度，揭示出時人的日常法律生活形態(tài)。

全書由“民間法、習慣和習慣法”“材料、概念與方法”“習慣法起源例舉”“習慣法與國家法”“習慣法與社會變遷”等數(shù)個篇章組成，對有清一代傳統(tǒng)中國法的多元面貌進行了深入探究和歸納。“國家法在任何社會里都不是唯一的和全部的法律，無論其作用多么重要，它們只能是整個法律秩序的一部分，在國家法之外，還有各種各樣其它類型的法律。”梁治平指出，習慣法并非出于立法者的意志與理性，而是由民間日常生活中自動顯現(xiàn)，它的作用與今天的“民事法”調解的范圍、發(fā)揮的功能有相同之處。

在清代，婚姻、繼承、買賣、抵押等方面的事務，都離不開“習慣法”的應用。“習慣法”即民間俗稱的“鄉(xiāng)例”，比如佃田須交押租錢，借錢須以田房作抵，對鄉(xiāng)民生產、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導和約束作用。

此外，在衙門審理案件時，“鄉(xiāng)例”也不可或缺，因為了解當事人所在地區(qū)通行的某些習慣，對于判明“事實”至關重要。對此，書中舉了幾個例子：在湘西沅陵，買賣土地時，地契上要寫明“陰陽一并在內”的字樣，不然買主只能耕種，不能進葬;在浙江某地，砌墻輒以較光滑一面向外，較粗糙一面向里，據此則墻垣之間歸屬立判;在江蘇泰興，買賣契上概寫虛數(shù)，大都以七分五厘寫作一畝，而錢糧仍照實田完納。這些與鄉(xiāng)民生活相關的重要約定，并沒有寫進當時的官方法規(guī)之中，如果不加以細究，而單憑官法斷定，就很容易弄出冤假錯案。

追求得到官方肯定，盡力融于官方律法，是清代習慣法的一大特點。據梁治平考證，當時的許多宗族規(guī)約，都收有康熙年間頒行全國的“上諭十六條”，有的甚至將清律例中的相關條款也錄入其中。而宗族與行會，為了加強其威權性和獲得官府支持，常將已經制定的族約、行規(guī)送呈官憲驗明批行。另一方面，雖然官府并不以“鄉(xiāng)例”為“法”，事實上卻常常將其適當?shù)貞迷诰唧w的審判當中。由此，清代習慣法與官法互相滲透、配合，并在民間得到了廣泛體現(xiàn)。

法治是一種潤物無聲的力量，清代習慣法則是一種原始的法治形態(tài)。曾長期存在的“鄉(xiāng)例”，不僅折射出百余年前的社會現(xiàn)實，也構建出一種特殊的社會秩序。以史為鑒，認識和理解習慣法的本質，可以讓我們一窺厭訟思想下，傳統(tǒng)中國法的多元面貌及其演變過程。

（任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