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渝吉和張之洞，一位是日本平民知識分子，一位是位極人臣的清廷大官。十九世紀后葉，倆人不約而同地寫下了同題著作：《勸學篇》。前者由1872——1876年間發表的17篇文章匯集而成，1880年出版;后者寫于1898年，24篇，凡4萬字，分“內篇”“外篇”兩卷。

單看書名，就能體認其極具功利性。既然如此，自然產生一些問題，諸如：“勸”的是誰?“學”哪些東西?為何要“學”?福澤渝吉自稱：他的《勸學篇》“本來是以提供民眾讀本和小學課本為目的而寫的”，據說，當年出版70萬冊，日本國民160人中就有一人讀過此書。而張之洞的《勸學篇》初版只印了300冊，專差送往北京，除進呈皇上外，部分送給了京中大臣，民間幾無影響。

史書素有定論，說福澤渝吉的《勸學篇》“代表了明治時期維新思想的主流”。此言不虛。當時，日本受西方文明的沖擊，力求自立，痛下決心，在政治、經濟、文化諸領域展開全面深刻的學習和革新。他感慨于一方面列強欺壓，主權可危，一方面舊習陳積，國人志短，遂成此書，鼓勵國民，尤其是知識分子，立志向學，自強不息，響應時代的號召，承擔起獨立文明之精神，興辦實業，下啟民智，上興國力，以維護人民之自由，民族之獨立，促進日本早日現代化。此書至少包含了以下四方面的內容：一、提倡實學。把早已在日本浸淫的儒學斥為“華而不實的文學”，四書五經“不切實際”，勸國民學物理、歷史、經濟、地理及修身;二、提倡民權。呼吁廢除幕藩體制下的等級制度，主張四民平等、男女平等;三、提倡“國民的文明精神”。他認為，物器發達只是文明的外表，普遍存在于國民中的“一種極其偉大而又重要的東西”乃是“人民的文明精神”，倘無這種精神，“哪里談得到在文明上和外國競爭呢?”四、提倡國家獨立。他既抨擊中國式的妄自尊大的排外行為，又自省國人妄自菲薄的卑微心理，主張要“懂得國家的本分”————這些內容直斥那個年代日本的沉疴頑疾，彰顯出福澤渝吉強烈的變法思想。

要說“變法”，張之洞的洋務運動和“中體西用”理論多少抹上了變法的色彩，他自詡：《勸學篇》就是為了申明自己與康有為變法思想的區別，它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侗П玫茏佑洝愤@樣追述自己寫作《勸學篇》的原委：“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頑固益深。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以辟之。大抵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按理說，同題《勸學篇》都是旨在促進維新，可內蘊的變法思想卻大相異趣，堪稱“同軌殊途”。不是嗎?張之洞力倡的“宗經”、固守的“三綱五?！焙汀爸畜w西用”，正是福澤渝吉批判的迂腐謬論;而福澤渝吉力主的“平等”、“民權”、“獨立”、“文明”之論，又是張之洞批判的異端邪說。張之洞完全是站在皇帝的立場上，從維護皇權的視角來實施“變法”，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技術，即：想通過變法，用金錢購買西方先進的物器，打造“文明的外表”，而把長期奴役國民的綱常禮教和專制政體更完美地保留下來，故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賞識，得以“挾朝廷之力以行之”。誠如魯迅所說，這是一種“打補丁”式的變法，不足取矣!

同題寫下《勸學篇》，意涵卻是如此高下有別，這與倆人的視野不無關系。福澤渝吉曾在十九世紀70年代三度出洋考察，對歐美諸多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社會生活等都有全面的實地了解，進而對自己那個“半開化的國家”有著深刻的反思，加上他立下“在遠東建立一個新文明國家”的雄心大志，所“勸”有誠意，所“學”有目標，《勸學篇》一時洛陽紙貴也是必然的。而張之洞呢，不出國門，視域狹窄，僅淺識西方的皮相，便侈談變法維新，豈能不歸于末路?其《勸學篇》僅以完整的形態構筑了洋務運動的烏托邦式的思想藍圖。

反觀歷史切忌以現今眼光權衡且妄定軒輊。今天我們不能機械地視張之洞為“反面人物”，他上呈《勸學篇》，保衛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會和傳統，力圖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還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但它與福澤渝吉那種“致力于除舊布新、改造原有的社會運行機制、從困境中挽救國家”的愛國主義相比，似乎完全不在同一個精神層面上。后者更值得贊譽和光大。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