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以賄賂的方式賣官鬻爵的丑聞時有曝光，那些“買方”即行賄者、鬼迷心竅的“跑官”者和那些“賣方”即受賄者、利欲熏心的“把手”一旦東窗事發(fā)便身敗名裂，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為世人所唾棄。有學者曾撰文疾呼：“嚴禁官職市場化!”委實是振聾發(fā)聵的驚世之論。

我喜讀史書，略知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以賄賂的方式賣官鬻爵多有記載，它是封建社會官場本有的痼疾和難消的陋習。本文限于篇幅不作翔實的考證，僅從“苞苴”兩字的釋義來窺其一斑。

苞苴，原是指用葦或茅編織成的包裹魚肉之類食品的用具。《禮記》和《詩經(jīng)》均有“苞苴”一詞，這個古老的用具演化為包裹行賄物的一種編織物，或言之，“苞苴”被修辭為行賄的隱語或借代，至今最少也有四千多年的歷史了。《荀子》卷1記載：湯帝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苞苴行耶?’”“苞苴行耶?”的意思就是：沒有給您行賄嗎?向蒼天行賄以求雨，是因為那時農(nóng)耕時代的落后農(nóng)民認為蒼天有行雨或不行雨的大權(quán)，唯有貢獻“苞苴”以膜拜，奢求其開恩，逢旱甘霖，喜獲豐收。楊對《荀子》的那段話有個注，云：“貨賄必以物苞裹，故總謂之‘苞苴’。”

毋庸置疑，向蒼天奉上“苞苴”以求雨，多少帶有一些神秘的迷信色彩，盡管如此，也蘊含著些微的進步意義，即它是悲天憫民的。“苞苴”一旦由虛擬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而進入官場，那勢必導致政治腐敗，人心澆漓。誠如唐代李德裕《管仲害霸論》所說：“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宋明兩代商業(yè)發(fā)達，一些官僚利用手中特權(quán)，又經(jīng)商又受賄，而一些商人行賄以撈取一官半職，居官之后再搜刮民脂民膏。于是乎，宋明兩代“苞苴”公然盛行。南宋右丞相陳自強是個有名的巨貪，凡四方來信及呈送文件，封面上必寫上“并某物若干奉獻”，否則他就不拆不看，置之不理。閱看公文尚且如此，選拔官吏豈非更是獅子大開口?《金瓶梅》描寫西門慶為了跟蔡、宋兩御史拉關(guān)系，請他倆赴宴，一桌酒席竟“費勾千兩金銀”(見第49回)，至于西門慶撈得個清河縣提刑千戶的官職，供奉“苞苴”幾多?書中雖未著一字，但也是不言自明的事了。明代末期抗清將領(lǐng)張蒼水在《答趙安撫書》中深刻揭露了當朝賣官鬻爵的流弊：“選將遷官，先論賄賂，登賢吁俊，亦藉苞苴。”那么，清代呢，“濤聲依舊”。據(jù)《清史稿·高宗本紀》云：清代中期，吏治腐敗已是“貪墨懈馳，苞苴相習成風，日甚一日”;乾隆晚年坦承：“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諒不過十之二三，而防閑不悛者，亦恐不一而足。”(《上諭檔》乾隆六十年八月初七日)晚清的官場，“在上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坦然無可忌憚;在下者輦金載銀，鉆營奔競，恬然絕無羞恥”。可以說，“苞苴”如影相隨地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且愈演愈烈。

然而，在賄賂盛行的封建社會官場也有清廉的官員。《玉堂叢語》卷五載，明代吏部尚書王恕不滿賄賂之風，擬一簡明告示：“宋人有言，仕于朝者，以饋贈及門為恥;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人，我寧不自恥哉!”使上門求官的行賄者望而止步。這位清正的“組織部長”還將“仕于朝者，以饋贈及門為恥;仕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一聯(lián)赫然題在官署大門上，以“敬”那些不善之來者。清代康熙年間的于成龍，從羅城知縣到封疆大吏，一生清廉，他有句名言：“不事苞苴夢亦清。”像王恕、于成龍這樣的清官在封建社會實屬鳳毛麟角，雖說他們有忠君、愚民的一面，那是歷史局限和階級局限使然，而且他們的清廉也無力遏制賣官鬻爵的賄賂之風，但他們的精神和人格是極為可嘉的，正如魯迅所贊譽的，他們是“中國人的脊梁”。而那些封建社會的貪官污吏以及時下頻頻曝光的那些以賄賂方式賣官鬻爵的共產(chǎn)黨隊伍中的敗類，亦應借用當年魯迅的話，斥之為：人渣!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