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新覺羅氏入主中原，當政權尚不穩固時，順治、康熙兩朝吏治較為清明廉潔。到了乾隆朝，受賄行私的腐敗之風盛行，雍正朝更是貪縱成弊，積重難返，民間有“康熙年間多清官，雍正以來無清官”之謠諺。嘉慶、道光兩朝幾有無官不貪之勢，“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

道光帝對封建官僚集團腐敗憂憤不已：雖然“當今之勢，憲章具在，法令森然”，但“世風日下，人心益澆，官不肯虛心察吏，吏不肯實意恤民，遇事念及身家，行法不計及久遠”。(《宣宗成皇帝實錄》)因此，道光朝強化了對官員的考核，企圖力挽官場這一頹勢。

道光朝對官員的考核基本上承襲的是始于順治二年實施的制度，即：三年一次的“京察”(考核京師各部院司科大小官員)和“大計”(考核京外各省衙門大小官吏)，以及“軍政”(考核軍隊的將弁官員)。京察和大計“校以四格，懸‘才’(才能)、‘守’(守廉)、‘政’(政勤)、‘年’(年齡或身體健康)為鵠”;軍政“分操守、才能、騎射、年歲四格”。(《清史稿》卷111》)考核后，有“卓異”“平等”甄別，前者“加一級注冊”，后者仍原官奉職。而不合格的“劣者分別輕重，置于六法”，即對“不謹”“疲軟無為”者，均予革職;“浮躁”者降三級留任;“才力不及”者降二級留任;“年老”“有疾”者休致。此外，道光帝還多次下諭，要求各省督撫不必拘泥于三年一次的京察、大計、軍政，對于屬員隨時可以參劾或保薦，以懲戒貪枉、獎勵清廉。

道光朝的官員考核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官員考核所保薦的卓異名額竟按各行省有限定，使得考核結果有湊數的流弊。道光朝《欽定六部處分條例》規定：“大計卓異，按省分大小缺分多寡”，如廣西、貴州保薦卓異的名額不及直隸的一半。道光朝諸次大計中，都出現將“辦事顢頇，步履艱澀”，“以職官販私，行同市儈”的貪劣之員濫保卓異。無怪乎，道光帝感慨：“大計卓異，無非虛應故事耳”;“蓋統察之人，不能公正乃心，視國事如家事，無非按序就班，奉行故事…………甚則夤緣奔競，是非顛倒，考最者竟有昏墨不職之人。”

道光帝諭內閣，稱京察、大計、軍政為“激揚大典”，必須“舉劾并用”，結果呢，考核被督撫大吏視為具文，敷衍塞責，加上官官相護、徇情私恩，“舉多劾少”成為官場的一種常態。據《道光實錄》統計，從道光三年到三十年，卓異者與被劾不稱職者的比例始終在1:1左右波動。更有甚者，“舉”者多因私通、行賄而蒙混冒濫，清廉務實者則因不同流合污而被“劾”，“偏存私見，德怨報修”，以致“賢能者淹棄，庸凡者濫廁”。

道光朝的官員考核走的全然是上層路線，如京察分別由其長官出具考語，最終由道光帝親批考語;大計則是層層察查屬員，總匯至督撫處作最后考核，再轉呈吏部。如此由上而下的考核，完全取決于考核者與被考核者的好惡、親疏關系，因此常有舉劾不實之虞，即便是清官也有走眼時。如1825年(道光十五年)林則徐曾密考江南河庫道李湘，上奏表彰其“明練樸誠，力事細致”。時隔兩年，李被查出貪污所管河庫庫款，“款目牽混，不清”而被革職示懲。道光帝甚至懷疑林“平日非隱忍受欺蒙，即意存瞻徇”而“著交部議處”，并頒諭命各省督撫：“將來別經發覺，定將該督撫等嚴行懲處不貸，毋謂誥誡之不豫也”。

道光帝生性儉樸，一生勤勉，他奢望通過考核官員以期激濁揚清，改變朝廷奢華之風，鞏固其封建統治。但是，由于制度、體制的腐敗，道光帝的治吏之策根本無法改善機制，農業社會的生產和管理模式也難以解決官場奢靡的頑疾沉疴，他所實施的官員考核不止是流于形式，反而使得各級官吏的貪腐更為隱蔽、更為巧飾，導致晚清政局每況愈下，內政窳敗，外患入侵，最終在失敗、羞辱中沉淪。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