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父親每每和人談到我這個兒子時，總覺得有點愧疚。就像，讀中學的那幾個年頭，每每和同學朋友談到父親時，我總直言不諱，說父親 “用黑手毀了我的幸福童年”。

父親的手的確黑，精瘦精瘦的。他用這雙黑黝黝的手，有波無浪地操持下一家老老少少十余口人，在那些個匱乏的漫長歲月里不餓肚子的生計。當然，能有這樣的認識，是我怪罪父親相當長一段時間后的徹悟。

一切怨憤的導火索，緣于老家木屋一側的兩棵樹。我們這些娃，心心念念的兩棵樹，都是父親野外挖幼苗回來種植的，一棵梨樹，一棵李樹，這兩棵樹每年都碩果累累。

梨樹結出的梨，不能用“個”來形容，充其量只能用“粒”來考量，澀而無味。李樹倒好，結出的是黃李，五六月份成熟，乒乓球大小，酸酸甜甜的。只是，每到成熟時日，就不知從哪兒闖出一群長尾黑鳥，不出三日，便將滿樹李子吃得個片甲不留。

就是這樣的兩棵樹，被我們這些村娃們奉若珍寶。放學或平日里路遇，只要習慣性地對伙伴們一說“我在樹下等你”，定會得到熱騰騰的響應————無論春夏秋冬，只要不是冰雹雨雪。這是怎樣的兩棵樹呀?其實，這樹實在再尋常不過了。兩棵樹相距不到四米，梨樹高，李樹矮，但兩棵樹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在五尺左右高的地方，同向開了個叉，放上一根硬實的竹竿，便成了村娃們翻轉嬉鬧的單桿。

我們到山里砍來木通果的藤條，綁到橫桿上做蕩秋千。后來，我們又在摸索中學會了做類似于引體向上的競技，以及在橫桿上玩平衡術，等等，反正怎么玩都樂趣無限。

也正因為這兩棵樹，我成了小村二十多位村娃中說話較有分量的兩位“孩子王”之一。另一位“王”，年齡比我小，我心里是默認他為“哥”的，因為他家開了小村唯一的雜貨店。當然，我也十分清楚，因為家中的這兩棵樹，我在他心目中也是有絕對的舉足輕重的分量的。

有時天一亮，聽到家里的狗吠，便由此斷定村中、村尾，或村子對面的伙伴來玩了，便立即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利索地起床，跑到樹下匯合。常有驚喜，也常有失望，但誘惑力經年不減。有時晨起，被父親叫去放牛，看到伙伴們來找，父親便會極不樂意似的自言自語：“就知道玩玩玩，都不會幫家里做點事。”我是個聽話的孩子，只好戀戀不舍地流著眼淚去牽耕牛，一步三回頭。走出不遠，父親就追了出來，人家都來了，就陪他們耍耍吧。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個快活。

兩棵樹，不知給童年帶來了多少喜樂。到山外求學當寄宿生那年的一天，我們幾個村娃分手回家時約定，次日上午在樹下相聚，不見不散，還相互拉了勾。可是，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在三天前，父親已經把兩棵樹砍倒了。理由是，家里要較大規模地種植袋裝香菇，這里要建烘烤房。天生急性子的我，那時正進入叛逆期。如今想起那一場景，依舊歷歷在目。我把眼睛瞪得通紅，哭著找父親算賬：“村空地那么多，為什么要緊挨著房子，把烤房建在這里?你給我賠，立馬長兩棵樹出來。”父親是個暴躁如雷的人。但那天他什么都沒說，臉上始終陪著笑臉，一個勁地表示道歉。讓他感到回天乏力的是，始終無法得到我的諒解。

知道父親要把烤房緊挨著木屋建，是為了晚上看管火候方便;知道父親為砍這兩棵樹，曾一連幾十天輾轉難眠，等之再等之，是許多年后，我從母親的一次次無意間的話語中感知出來的。聽鄰居說，砍樹那天，父親還特意叫母親按家鄉最高禮節燃放了鞭炮哩。啊，父親，你為什么不早告訴我這些呢?可是，他早告訴我，我又是否能理解呢?

如今的我，依然一次次在夢中，回到那兩棵樹下駐足，等候我的童年伙伴，遙想我那已上天堂的父親…………

(李宣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