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封建社會到了清代，雖說還有類似“康乾之治”的“回光返照”，但它已呈現“強弩之末”的頹勢則是不爭的事實。那個年代，貪墨公行，腐敗叢生，官場“上下相蒙”“禮法徒設”，一派“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慘象。當然，“眾醉獨醒”者還是有的，乾隆元年(1736年)，左都御史孫嘉淦在清高宗弘歷登基之初，便上《三習一弊疏》，獲乾隆“嘉納，宣示”。

被史譽為“大清第一名疏”簡而言之，即：“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由是必生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這一進諫箴言，顯然是針對官場潛滋瘋長的陋習、陋規有感而發的。清代官場的迎送之風盛行，所昭乃是“喜諛”“喜柔”“喜從”“喜小人”之“三習一弊”。一部《清史稿》和散見民間的稗史筆記多有記載，不說也罷。

在下要說的是，當年林則徐以自己的清廉行為“回應”了《三習一弊疏》。

史載：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廣東海口因輸入鴉片而發生一場中英沖突。也許是時任湖廣總督的林則徐曾力主禁煙有成效且有經驗，道光皇帝便命他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處置“海口事件”。倘按慣例，像林則徐這樣的皇帝使者離京南下，旌旗浩蕩，眾員呼擁是自不待言的，可是，林則徐則不然，他“并無隨帶官員供事書吏，惟頂馬一并跟丁六名，廚丁小夫三名，俱系隨身行走”。如此簡便，沒帶陪同的副官、警衛、秘書，并且“無前站發站之人”，即沒有“打前站”的。何以“打前站”?無非是事先告訴路經的地方長官，屆時首長蒞臨擺排場迎接，并預先安排好視察的路線圖，精明的地方長官還會暗中探詢首長的習慣愛好，以待投其所好————可林則徐不信這一套!

對腐敗官場深惡痛絕的林則徐離京出發前夕，特意草擬了一份《本部堂奉旨前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傳牌稿》，申明：“仰沿途經過各州縣、驛站官吏準此。”此《傳牌稿》由離京后的第一站————良鄉傳至海口，無一例外，站站“準此”辦理，完成公差“乃繳”。那么，這一“傳牌”中，林則徐作了哪些規定呢?一是明確告示：所經之處不必迎迓。“傳牌”列出“所坐大轎一乘，自雇轎夫十二名;所帶行李，自雇大車二輛，轎車一輛”，“州縣亦不必另雇轎夫迎接。至不通車路及應行水路之處，亦皆隨地自雇夫船”;二是嚴禁大吃大喝。“傳牌”云：“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菜，不必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等靡費”，并坦誠地說：“此非客氣，切勿故違”!三是不許隨從者“拉虎皮作大旗”，向地方索要卡拿。“傳牌”明令：“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暗受分毫站規門包等項。需索者，即須扭稟;私送者，定行特參”(“特參”即特別參劾罷官免職);四是嚴肅禮法，不搞“下不為例”。林則徐在“傳牌”結尾處用了擲地有聲的9個字：“言出法隨，各凜遵勿違!”————據史料記載，林則徐南下兩個月期間，沿途確實嚴格按照《傳牌稿》的一系列規定，沒有官員迎送的場面，沒有大擺宴席的奢靡，沒有一個“需索者”，也沒有一個“私送者”，整個行程不擾民，相反，林則徐還深入民間，搞了大量民情吏情的調查研究。

“借古諷今”似不妥，“鑒古知今”尚可宜。我黨在反腐倡廉過程中，痛斥某些高級官員視察時又是“夾道迎送”，又是“山珍海味”，甚或擾民，地方官員陪游、陪戲、陪玩更是司空見慣，至于開銷，全然地方“填賠”。如此這般，“三公”消費豈不年年攀高?如今經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狠煞“四風”，情形大有改觀。想想也是，倘若黨的領導干部連一個封建大臣如林則徐都不如，何言“先進性”?羞煞矣!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