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篇央行工作論文“出圈”，引起一陣輿論風波。

這篇論文名叫《關于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本是人民銀行系統工作人員撰寫的小眾專業論文，卻因為文末建議“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顯示了對文科生的偏見，而引發廣大網友的反彈。

這句話“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文科生”招誰惹誰了?本就在重理輕文的我國久居鄙視鏈底端，備受“文科無用論”嘲諷，如今還要背上阻礙國家發展這么大的鍋?眼尖的網友們指出，此文四位作者均為經濟學博士，都是文科生，何必文人相輕?更尖銳的網友則發現，中國人民銀行的全部9位行領導均出身文科，那是不是央行的“文科生太多”了?當然，可能論文作者并沒有將自己視為“文科生”。作為諾貝爾獎唯一授獎的非自然科學學科，經濟學的學術訓練日趨數學化，正在向自然科學積極靠攏。

我們先從歷史中找找分辯的理據。古代中國崇尚文人治國，“重文”傳統源遠流長。近代屢遭西方列強壓迫后，許多有志之士對“重文”傳統進行了深刻反思。古代中國顯然“文科生太多”，因而，近現代以來理工科日益受到重視，“文科無用論”開始出現。在民族危亡的時刻，文人何以救國?這不但是近現代“文科生”們的困惑，也是他們的自責。一代詞宗夏承燾在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發后痛斥自己，竟然還在做“為古人考履歷”這種無用的工作。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一邊主持安陽殷墟考古發掘工作，一邊自問：“我們這種工作，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中，是否一種浪費?”也是在“九一八事變”后，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生錢偉長毅然轉系物理，為祖國學造飛機大炮，后來成了中國近代力學之父。當時有不少學生都做了類似的棄文從理的選擇。在飛機大炮面前“文科無用”，于是“科學救國”成了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之一————西方的“堅船利炮”讓國人見識到了科學技術的威力，以及學習科學技術的重要和緊迫。

然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夢想最終破滅，不少清醒人士意識到，單靠科學技術不能救國。科學技術固然是救國強國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必須與其他因素協調發展，才能充分發揮作用。魯迅棄醫從文，就是看出了這一點。“理科生”太多，人才結構也不合理，社會痼疾無法根治，國家仍舊貧弱。因而，“變法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革命救國”等思潮也風起云涌，許許多多的文科生、理科生力同心，共同匯入“救亡圖存”的宏大時代主題。最終成功救國的，則是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克思主義之后。

而今回看這段歷史，還真要好好感謝夏承燾、李濟等“文科生”并未沉湎于妄自菲薄，仍然堅守原來的志業。我國在科技長期落后的情況下，依然能傳承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與“文科生”們的不斷努力分不開。他們當時的工作雖然不實用，卻為時人與后人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基礎，推動了我國文科的現代轉型，更為民族文化傳承作出巨大貢獻。放到眼下，也為如今的“文科生”提供了底氣。在動蕩年代，“文科生”不但沒有誤國，還能振興民族文化，提振民族精神;如今這盛世，“文科生”能誤國?事實上，誤國的是空談，而與文理無關。國家民族的興旺發達，本就需要各個學科的人才共同努力，也需要協調各個學科的發展、平衡人才結構比例，而不能有所偏廢。

在一般人眼中，“文科無用論”無非是指文科難以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相對而言理工科的現實轉化確實比較快。然而，以短期的肉眼看見的“有用”“無用”來評判學科或知識的價值，是一種狹隘的觀點。說回央行工作論文提到的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不少學者認為與這些國家的科技創新能力不足有很大關系。但科技創新能力不足，能簡單歸結為“文科生太多”嗎?多年來，我國高考文理科的錄取比例大概是1：3。在理科生這么多的情況下，我國科技界卻暴露出輕基礎重應用、影響科技自主創新的問題，導致近年來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而基礎學科長期不受重視，正是緣于其現實轉化較慢，短期看來“無用”。所以說，要跳出“有用”“無用”的局限去看待知識。從長遠來看，基礎學科的發展對科技創新至關重要，而文科的發展則對社會文化發展至關重要。

所謂的“文科無用論”根本是一個偽命題。由于偏見，社會對文科學習的刻板印象就是“死記硬背”，而忽視了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綜合性與豐富性，以及對其深入學習所需要的思辨性、創造性與邏輯性。世界這么大，需要“理科生”推動科技進步，也需要“文科生”創造精神文化，缺一不可。而對于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來說，他既需要理科的知識，也需要文科的素養。將人簡單貼標簽分為“理科生”“文科生”，也是局限了每個人的潛能。文科之大用，在于塑造了每一個人的世界觀，也創造了每一個民族的獨特魅力。看到這種大用，才可能擁有完整的世界觀，才可能真正傳承和弘揚民族文化。

(鄭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