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chǎn)黨歷經(jīng)苦難輝煌，走過百年歲月，而今又整理行裝再出發(fā)，踏上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在這新的百年求索開始之際，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過去，不能忘記過去那些偉大的革命先驅(qū)。

為了這不該忘記的記憶，我們一行近日專程前往光澤縣寨里鎮(zhèn)大洲村，瞻仰在中共黨史上留下了閃光一筆的“大洲國共談判”舊址，追憶那戰(zhàn)火紛飛和青春燃燒的歲月。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圣跡，是偉大新四軍一處誕生地啊!車行山間，窗外青山撲面。人坐車中，那些曾在這塊土地上演繹的動人故事，就像電視劇一樣，奔來眼底。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此時，以黃道為首的中共閩北分區(qū)黨委和軍分區(qū)，依托武夷山脈的崇山峻嶺，在與黨中央失去聯(lián)系的情況下，孤軍奮戰(zhàn)，采取“獨立自主靠山扎”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zhàn)。1936年6月，崇安縣(今武夷山市)嵐谷成立了中共閩贛省委，由黃道任書記。1937年2月，閩贛省委機關(guān)由崇安遷到大洲村附近的豬母崗，利用豬母崗山高林密的有利地形，開展山地游擊戰(zhàn)，粉碎了駐光澤國民黨七十六師的“圍剿”。在輾轉(zhuǎn)征戰(zhàn)中，黃道從一張包鹽的報紙上看到“西安事變”國共合作的消息，決定以民族大義為重，團結(jié)抗日，與國民黨談判。于1937年9月底10月初，在大洲村舉行“停止內(nèi)戰(zhàn)，聯(lián)合抗日”的國共談判，并達成協(xié)議。談判結(jié)束后，中共閩贛省委、省軍政委員會領導機關(guān)也下山，由豬母崗遷到大洲。一個月后，長期堅持革命斗爭的閩北和贛邊紅軍游擊隊陸續(xù)下山，前往江西鉛山縣石塘鎮(zhèn)集結(jié)，經(jīng)過整編擴軍，發(fā)展到1300多人。就這樣，一支雄師勁旅，一支抗日圖存的新銳力量，便從大山深處，以大洲談判為出發(fā)點，奔赴了抗日戰(zhàn)場的前線。

站在大洲村頭的山崗上遙望，大洲談判舊址位于大洲盆地的南側(cè)，一座小木屋緊挨著山邊靜靜地孤零零地孑然獨立。林際線邊緣暗紅色木屋在蒼茫茫的群山綠野之間格外奪目，仿佛是蓋在青山長卷中的一方血色印章。屋后的南山密林依舊，一派原始森林的景象，一如既往地庇護著黃道等革命先賢的戰(zhàn)斗足跡。

圣跡在前，我們一行整理好心情，肅穆虔誠地向舊址走去。舊址正門上方懸掛“大洲談判舊址”燙金大字匾，題字者正是當年談判的主要代表黃知真，他曾是中共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湖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入門正廳板屏上是大洲談判簡介，黨旗下面擺放的是紅軍用過的物品、文件和當年談判的桌子、條凳等。兩廂側(cè)房為展室和陳列室，收集整理了一批大洲談判的資料、圖片、實物，如實反映出當時談判的史實。睹物思人，在這里瞻仰學習，重溫歷史，了解閩贛地區(qū)黨和紅軍為爭取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歷史，對同仇敵愾，抵御外侮的民族大義，這感受是強烈的、鮮活的、直觀的。

在參觀過程中，最令我崇敬和好奇的，便是黃知真的身世。黃知真是黃道的長子，1920年10月出生，江西橫峰人，1931年參加革命工作，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1935年轉(zhuǎn)為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大洲談判時任閩北分區(qū)兒童局書記、閩北分區(qū)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在談判時，黃知真雖然頭頂著幾項職務，可滿打滿算，他不過是一個未滿17歲周歲的孩子，按當時的營養(yǎng)條件，應當還處于發(fā)育期，并未成年，放到今天也就是一個在校的高中生而已。

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稚嫩的肩膀可以擔得起談判的歷史重任?

當時黃知真雖然未滿17歲，可他1927年僅7歲時便隨父親黃道參加贛東北起義，13歲入團，15歲入黨，已儼然是一個有十年革命史的“老革命。”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主力離開根據(jù)地長征，方志敏也在率領紅十軍先遣部隊北上時被捕犧牲，南方蘇區(qū)進入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zhàn)爭時期。革命隊伍中有人動搖，有人叛變，年少的黃知真卻在深山密林的游擊戰(zhàn)中錘煉成滄海橫流，“挽狂瀾于既倒”的革命英雄，載入青史的“弄潮兒”。

黃道之所以派出黃知真作為我方代表主持談判，固然是因為看重他機警聰慧、立場堅定，也善于辭令。一方面是向國民黨表明中共閩贛省委和他的誠意，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應付可能發(fā)生的意外事件。他寧愿自己的兒子去冒險，也不愿其他干部遭受隨時可能發(fā)生的傷亡。這是一個黨的領導人、紅軍領袖，也是一個父親對革命、對國家做出的歷史擔當。歷史有驚人的相似，黃道本人也是17歲時在南昌二中求學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辦了江西最早的進步組織“改造社”，踏上革命的之途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黃道、黃知真這對虎父虎子，都是在17歲的花樣年華中躍身歷史的洪流“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

為挽救民族危亡，抗日救國，與敵開展大洲談判，本身就是做為革命家的黃道對歷史做出的擔當。

紅軍長征北上，黃道率部上山打游擊后，一直與黨中央失去聯(lián)系。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消息傳開之后，人在大山深處的黃道以革命家的政治敏銳，意識到國內(nèi)形勢已發(fā)生急劇變化，立即召開閩贛省委會議，作出《關(guān)于開展反帝抗日斗爭的決議》，號召“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論職業(yè)、團體、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別，一致聯(lián)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民族戰(zhàn)爭”。并于1937年3月7日率先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在遭國民黨軍事“清剿”、經(jīng)濟封鎖，幾乎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能夠作出如此精確判斷并果斷采取組織措施，這在南方八省各地游擊根據(jù)地是最早的，充分印證了這位革命天才的政治頭腦和高屋建瓴的政策水平及共產(chǎn)黨人勇于擔當?shù)牟┐笄閼选Ｔ谌暧螕魬?zhàn)中，黃道身為省委書記，同樣要經(jīng)受饑寒交迫的生存考驗，肚子餓得咕咕叫，只能夜宿山上數(shù)星星。在如此艱困之中，這位由李大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當年北京師范大學的高材生曾作《無題》詩一首：踏火歸來又赴湯/只身亡命是家常/東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兒各一方/烽火稍憩農(nóng)夫舍/索得濃茶作膽嘗。這首“馬背上”的詩作，在字里行間無不表達了他鐵一般的革命意志和擔當，也不難看出他作為一名文學青年展露出的才氣。

青山依舊，斯人已去，血色擔當，山高水長。黃道父子在那個“踏火歸來又赴湯，只身亡命是家常”的處境里，所做出的血色擔當，慷慨悲烈，雄沉壯闊。他們將赤膽忠心鐫刻在大洲的青山綠水之中，永載青史。對于后來者而言，心中不禁要叩問歷史：他們何能如此?

1961年8月，毛主席見到黃知真的第一句話“啊!知道真理的人來了”道出了個中的奧秘。認識真理，追求真理，實現(xiàn)真理，正如《國際歌》中所唱“滿腔的熱血已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這便是這對虎父虎子的初心所在，也是這對革命父子成為民族精英，國家棟梁的力量之源。使命呼喚擔當，正是秉持了這不忘的初心，方成就了他倆行進在紅色道路上的不朽傳奇。

(林淑英 作者單位：光澤縣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