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中國現代法學的興起》

喻中 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本書作者通過研究梁啟超關于權利義務論、法治主義、國體、國家結構、司法獨立等方面的法學著述與實踐，展示了梁啟超思想中廣闊而幽深的法學世界，描述了中國現代法學興起的復雜而立體的過程，回顧了在那個中華文明不斷尋找方向、校正方向的時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向何處去”這個緊迫的、根本性的問題不斷求索的歷程。

前些日子，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校門口的明德書店閑逛，走到法律書柜前，一抬頭，發現喻中教授的著作《梁啟超與現代法學的興起》。剛看到這本書的時候，我腦海里一下子跳出兩個問題：為什么要寫梁啟超?喻中教授筆下的梁啟超有什么不一樣?

說到中國近代法學家，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沈家本、嚴復。再往后列舉，人們會想到伍廷芳、吳經熊等人。對于梁啟超，很少有人認識他作為法學家的一面。

喻中教授在《自序》中說：每當我確立了一篇論文的“義理”之后，在尋求“考據”之際，我會想到梁啟超;在我的一些論文中，引證最多的作者是梁啟超;梁啟超的著作，對我來說具有某種精神上的牽引力。他這本《梁啟超與現代法學的興起》，是由相互關聯的九篇文字組成，字里的情境，一個接一個的相遇、對峙、告別。梁啟超先生是政治家、思想家，他在不同時期的思想，仿佛就是正在離弦的箭，令人期待，讓人緊張，也有許多不解、迷惑。喻中教授的論證，有如弓、弦、箭的配合，力量、精細、速度、茫遠，讀之被深深吸引，放下又很難認定已然清晰掌握。

作為知識分子，梁啟超在中國思想界的魅力，幾乎無人堪與其比肩。“梁啟超的論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梁啟超以極大的胸襟氣度，在近代中國的各方之間奔走斡旋。可是，歷史的震蕩，遠遠超過了梁啟超胸襟的幅度。

梁啟超22歲在北京協助康有為發動轟動一時的“公車上書”正式開始其政治生涯起，56歲年富力強時病逝，活躍在近代中國政治舞臺達三十年之久。他廣泛參與近代的思想文化及法制建設，一生著述豐富，著作達1400余萬字。僅1936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十二卷本《飲冰室合集》中收錄的文稿就有900余萬字之多。他寫下了大量的法學論著，主要涉及法理學、憲法學、行政法學、法律史學、國際法學。另一方面，他擔任中華民國的司法總長，草擬憲法，既是司法者，也是立法者。他的法學論著與法律實踐，足以構成一個廣闊而幽深的法學世界。

在梁啟超看來，國家的強弱與法治建設有著密切的關系，西方國家之所以富強，就在于其重視法治;中國之所以貧弱，就在于其忽視法治。他指出，中國自漢代以后，統治者就不再重視法治，于是“法律日簡，不足資約束，事理日變，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無可守，因相率視法律如無物，于是所謂條教部勒者蕩然矣”。梁啟超主張要運用法律來治理國家。傳統中國，自秦漢迄至清代，許多學者和士大夫都痛恨和咒罵法家之學，甚至視其為必欲摒棄的異端邪說。這一傳統，在晚清仍得以延續。梁啟超的界分旨在矯正這一偏見，進而告訴我們，法家之學絕非一無是處，法家思想中的法治主義就是一個值得挖掘的能夠產生正面效應的思想;在法家思想中，只有與法治主義相對立的術治主義、勢治主義，才是應當摒棄的異端邪說。

梁啟超寫下了大量介紹和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法治的文章，是近代最早全面探討法的概念與本質、法律與法理、法治主義與法治精神、立法、立法權與國情、自治與法治等一系列法理學基礎問題的人。他在思考“法治”這一嶄新話語時，強調以國人所熟知的一套術語來言說和解釋，為法治理念在中國的生根鳴鑼開道。他對“遺傳共業”的重視，嘗試著將西方的法治理論和中國固有法文化進行“化合”，對中國的法治進路有著重要的探索意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有人也產生了一種誤讀。與法家“法治”說的理論相呼應，各種改頭換面的“法治”理論和實踐在近現代中國流行。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之際，應對 “新秩序主義”“新工具主義”等各種“新法家”思想進行徹底反思，認識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梁啟超在中國近代法律轉型過程中所急需的法律輸入、傳統法律資源的開發、法學理論建構等方面均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法治，翻過幾座大山，穿越時空，已成為當代中國人最大的共識。今天，我讀《梁啟超與現代法學的興起》，由衷地感嘆，什么是真正的魅力?花開之后，您永遠不知道誰聞到了香氣。但是當一個人把自己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擁有神奇和偉大的力量，滋生出源源不斷的力量，感染著每一代的人們。

讀《梁啟超與現代法學的興起》，仿佛和我們的文明，幾千年的時光和960萬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都連接在一起。簡潔有簡潔之妙，繁復有繁復之美。我在閱讀中所感受到的，遠遠大于、多于、深于我寫在這紙面上的。當我擁有并沉浸在一本好書的時候，心里才能感到特別的踏實。有時候也會產生一種感覺：當我沉默看的時候，覺得充實;我將開口，總感到無奈。奈何筆力太淺，無法道明其中的思想。

（黃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