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誠(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研究生院)

摘要：當代社會，人們精神壓力空前，一系列精神健康問題的產生隱藏著一系列的精神侵害。相比于物質性損害，精神性損害對于人的消極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本文所言的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指行為人基于某種身份，因過錯采用歧視、威脅、騷擾等精神干涉、強制的方式，侵害他人人格權，造成他人精神失去自主的合理控制，以致精神性或物質性損害，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行為。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并非不侵害他人基礎權利，而是以為道德不容的方式挑戰、侵害他人的安寧權，破壞他人本應享有的精神安寧、完滿、健康之權利的行為。

關鍵詞：精神強制型侵權 人格權 純粹精神損害 安寧權

一、案例淺析

2018年3月29日，網名“陶崇園姐姐”稱其弟弟陶崇園就讀武漢理工大學自動化學院研究生期間，因“長期遭受導師壓迫，被迫叫導師爸爸、給導師買飯打掃衛生、被導師阻止深造”等原因，最終“實在受不了了”，于3月26日清晨在學校跳樓自殺。無獨有偶，筆者高中階段，某一班主任將不喜歡同學獨立成組、于年段散布同學隱私、公然以不當言語辱罵同學及家長、與其他老師“決裂”使班級氣氛緊張等，校方亦聽之任之，最終致使部分學生長期服用安眠藥、于精神病醫院就診、成績急速下滑、試圖跳樓，并患上長期性焦慮癥、強迫癥。

以上案例雖寥寥數語，但對于無處不在的精神侵害必然引發的法律問題應當引起關注。

當代社會高速發展和變革，人的精神壓力前所未有。相比于物質性損害，精神性損害對于人類生活的消極影響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特別是在壓力社會下，精神性損害造成的實際影響往往比起物質性損害有過之而無不及，主要體現在持續性、難以恢復性、生活影響廣泛性上。但由于損害結果往往具有隱蔽性，社會易于忽視個人受到的精神損害。微觀而言，這十分不利于損害的填補;宏觀而言，這也不利于當代社會的價值倡導。具體到以上兩個案例，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共同點：1.學生所受精神損害具有隱蔽性，對于學生而言，法律層面，往往難以意識到自身權利受到侵犯，事實層面，往往“當局者迷”，意識不到自身深陷外來侵擾造成的精神痛苦之中的客觀情況。對于家庭學校社會而言對于此種“受害者心理”往往是不能理解的，甚至產生推定學生必有過錯的思維。2.侵權行為不具有典型性。所謂不具有典型性是指：首先，基于特定身份(如師、長等)的侵權行為披著“批評教育”、“關懷”等等外衣，難以客觀認定;其次，行為導致的權利受損是多方面的，但較難認定單獨行為之性質。3.行為具有持續性，其侵權性質往往需要時間的累積才能以損害事實體現出來。4.行為性質在心理學上可以界定為精神強制，侵擾了學生精神的自由和安寧。

二、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的侵權法概念

本文所言的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從行為性質而言，是指行為人基于某種身份，因采用歧視、威脅、騷擾等精神干涉、強制的方式，侵害他人人格權，造成他人精神失去自主的合理控制，以致精神性或物質性損害，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的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應該具有違反法定義務的特點，首先是侵犯了他人的絕對權，其次其較為普遍的共同之處基于某種特定的身份。梅因曾言，社會的進步就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身份帶有原始氏族的不平等性，與現代意義上的“身份”意涵不同。但是失之平等自由的契約精神，身份可能異化并產生某種程度上的倒退。權利與義務應當是一致的，獲得某種身份的社會個體也不具有特殊性。如前文所述，教師、學校的行為實際上違反了《教育法》、《侵權責任法》等法律規定的教師和學校的職責。另外，給社會秩序造成極大損害的傳銷或帶有傳銷性質的公司、邪教等廣泛也采用精神強制的手段，以“經理”、“教父”等身份對員工、信徒予以精神強制，造成嚴重的權利侵害，產生了嚴重的損害事實。

從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而言，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的侵權責任構成要件是加害行為、損害事實、因果關系、過錯。值得注意的是精神強制作為存在于自然人雙方之間的一種關系，特別難以認定的是基于精神自愿或是精神強制。因此，因果關系成立的原則同樣應該堅持相當因果關系說，即首先需要滿足無加害行為則無損害結果，其次要滿足通常行為能大概率引發此損害結果。基于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和損害事實有較強的主觀性，其行為是否需要奉行更為嚴格的標準呢?我認為沒有必要。一則，精神領域雖然有較強的主觀性，但仍不失社會大眾普遍的道德觀念、公序良俗，這為相當因果關系的第二層論證提供了標尺;二則，精神強制型侵權一般基于特定的身份關系，侵權人的身份意涵本身即包含了特定義務，無論是道德上的還是法律上的。此外，損害事實也需要結合相當因果關系約束范圍，防止判斷的任意性。

三、精神強制型侵權與純粹精神損害

純粹精神損害(Pure Emotional Distress)或獨立精神損害 (Stand-alone Emotional Distress),是指非由身體損害所導致的精神損害。① 《布萊克法律大辭典》將“Emotional Distress"解釋為一種由他人行為所導致的極度不快的心理反映(如痛苦，悲傷，恐懼，羞辱或憤怒),當其足夠嚴重時，可成為侵權賠償的基礎。② 美國學者伊曼紐爾認為： “Mental distress(精神痛苦)”是由于極端和殘暴的行為而故意或過失的造成嚴重的情感或精神的傷害，盡管沒有造成身體傷害。③

純粹精神損害賠償的原則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首先是“身體碰觸規則”，即至少要求行為人觸碰對方。在1876年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s V. Coultas案中James及時躲避列車未受傷，妻子卻受到極度驚嚇，遭受重精神損害。澳大利亞維多利亞最高法院對原告的賠償請求給與了支持。④ 但上議院在上訴審時以受害人身體未受傷害，損害太過遙遠為由駁回了原告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⑤ 其次是“危險領域原則”(the zone of physical danger)，即被告只對那些當時處在可預見的危險區中的被害人負責，并且這種傷害是任一正常人都可以預見的。促成這一原則誕生的是 Dulieu v. White 案，原告因為受到破窗而入的馬車的驚嚇而導致了早產。由于擔心濫訴的發生，“康迪限制”由此誕生：即能夠得到法律補救的神經震撼，必須是出于對自身即將遭受迫在眉睫的身體損害的合理恐懼所致。第三是“旁觀者原則”，即保護與直接受害人有親密關系，且受到損害與行為人有緊密因果關系的間接受害人利益。 ⑥另外美國法律特別規定了乘務人員、旅店老板若因行為不當導致旅客受冒犯，亦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綜上可見，英美法系往往將純粹精神損害認為是非身體損害引發的，極度不快的心理狀態，這是比較廣泛的。但是以上經典案例中，損害結果往往是“迫在眉睫的震懾”導致的，并非持續累積的侵害。而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恰恰相反，實踐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持續累積的侵害。但是應該明確的是，純粹精神損害的概念并沒有對侵權行為的急迫性做要求，而精神強制型侵權也囊括一次性損害之情況。綜合前文所述，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屬于致純粹精神損害侵權行為的一種。

四、精神強制型侵權損害賠償所依據的權利基礎

對于純粹精神損害，我國學者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尚沒有達成共識。其一，以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余非、冉昊副研究員以及廣東商學院魯曉明副教授為代表，他們認為：“所謂‘純粹精神損害賠償’，是指一種未發生基礎權利受損情況下產生的，脫離對主要損害的依附的獨立精神損害賠償類型”; ⑦其二，以華中科技大學周瓊博士為代表，則認為美國法上的純粹精神損害之“純粹”,在于精神損害不是由身體上的損害所導致，而是行為人侵權行為的直接結果，與是否有基礎權利受損沒有關系。⑧

但是二者的爭論不在同一個層面上。前者為應然層面的探討，后者為實然層面的探討。前者認為純粹精神損害賠償是在未發生權利基礎受損的情況下產生的，筆者對此并不認同。

筆者認為，致純粹精神損害之行為本身即構成侵權行為，對純粹精神損害之賠償也應當納入侵權損害賠償之范疇。侵權行為是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權益的行為。對余非等學者的觀點，一種解釋為致純粹精神損害的行為不為侵權行為，那么理由只可能是這種行為侵犯的不是“權利或利益”，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另一種解讀為，雖然致純粹精神損害的行為沒有侵犯他人的基礎權利，但侵害了他人的精神利益。筆者對此提出兩點質疑：一，致純粹精神損害的行為沒有侵犯他人的基礎權利，這樣解讀是否合理?其二，精神健康和安寧是否僅僅只是一種利益?

以美國法律特別規定乘務人員、旅店老板若因行為不當導致旅客受冒犯，亦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為例，乘務人員辱罵乘客并揚言要毆打乘客，這顯然已經侵犯了乘客的名譽權。回到武漢理工大學學生墜亡案，教師的行為沒有對學生造成身體上的損害而僅僅是精神上的強制，這顯然屬于純粹精神損害。這種精神強制行為侵害的權利是很難用具體人格權界定的，或者較難由具體人格權涵蓋的。首先，從自由權的角度出發，該教師侵犯了學生的意志自由權，但其精神強制的后果卻不僅僅是學生意志自由和行為自由受到侵犯，更是長期的不安感和抑郁，雖然行為以精神強制為手段，但造成的結果卻超出了自由意志受到干預的損害范圍。其次，從名譽權的角度出發，名譽權包括外部名譽和內部名譽。 ⑨我國名譽權的界定上采取了狹義解釋，僅指外部名譽，被侵權人的社會評價降低作為一種損害事實可以被單獨認定，而由此所受到的精神痛苦本身往往已經不能為名譽損害所囊括。因此，引入一般人格權進行分析是必要的。應當明確的是，一般人格權是具體人格權的母權利，淵源權，二者不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一般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概括人格獨立、人格自由、人格尊嚴全部內容的一般人格利益。王利明教授認為精神損害賠償普遍適用于各類人格權、身份權。2001年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明確提出了“其他人格利益”，侵權責任法“他人人身權益”的表述，都為一般人格權留下了空間。

有學者提出了“安寧利益”的概念，認為：安寧利益與作為隱私權核心內容的私域信息保密利益以及名譽權所要保護的客觀名譽利益均不能等同，在既有的具體人格權框架內解釋和植入安寧利益，均會限制對自然人安寧利益的充分保護。其依附的安寧權，是能夠從主體自由、安全這兩大目的性價值要求中得以解釋的自然權利。孟德斯鳩說，一個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種心境的平安狀態，這種平安狀態是從人人都認為他本身是安全的看法中產生的。要享有這種自由，就必須建立一個政府，在他的統治下，一個公民不必懼怕另一個公民。事實上，不僅是政治自由，一切精神自由圓滿的狀態都離不開安寧。因此，筆者認為安寧權下位于一般人格權，恰恰可以作為純粹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基礎。而安寧權的淵源權，則是一般人格權利。

人的精神是豐富而完整的，人格權也是一個立體的概念。各具體人格權利不是平行的、排他的權利，而是互相聯系的，與抽象人格權共同構成完整的人格權。具體到墜樓案，學生的自由權、名譽權受到侵害為因，安寧權受到侵害為果，這個結果不理所當然地是損害結果，而可能是教師的持續的、綜合的行為孕育的另一種權利受損。

五、結語

精神強制型侵權行為屬于致純粹精神損害侵權行為的一種，但其并非不侵害他人基礎權利而直接造成精神損害的行為，而是以為道德不容的行為挑戰、侵害了他人的安寧權，破壞他人本應享有的精神安寧、完滿、健康的權利。事實上，世界衛生組織早就將心理健康作為人類健康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精神健康作為一種全面而抽象的概念，并不適合作為具體人格權出現，但是具體人格權的法律架構理應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豐滿，以期更好地保障完滿的人格權利。

①William L. Prosser,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Suffering: A New Tort. 37 MICTH. L. REV. (1939).

②顧曉峰. 論英美法上的純粹精神損害賠償[D].西南政法大學,2012.

③田芳玉. 論純粹精神損害賠償[D].華東政法大學,2011.

④See 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 v . Coultas (1886)12 VLR 895.

⑤See 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 v .Coultas(1888)13 App C as 222.

⑥趙平沙.論純粹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從英美侵權法的角度[J].法制與社會,2009(34):78.

⑦余非、冉昊.論我國純粹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建立[z].中國侵權責任法立法研討會報告，2008年7月.

⑧周瓊.論過失導致的純粹精神損害————以美國法為中心的考察[J].環球法律評論,2010,32(05):67-77

⑨龍顯銘.私法上人格權之保護[M].中華書局，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