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家鄉，稱呼某位老師一般都習慣叫“某某先”。“先”估計是“先生”的簡稱，能被家鄉人稱為“先”者，應該都是學識淵博或德高望重之先生吧。“大米先”正是我們對永定下洋中心小學女教師饒大米的尊稱。

印象中的“大米先”頭發花白，身材不高，干瘦的臉上布滿皺紋。雖其貌不揚，但在我的故鄉下洋村，只要一提到“大米先”，在我這年齡段再往前追溯祖孫三代，可謂無人不識。不但家鄉當地大多數人都曾做過她的學生，而且也能說些有關她的各種軼事。

“大米先”祖籍廣東梅縣，據說從新中國成立初期開始從教，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退休。雖然她文憑不過初中畢業，開始時也僅是代課民辦老師，但憑著對這份工作的熱愛和數十年的苦心鉆研，積累了教學方面不少獨門絕技，令學生和家長信服。

“大米先”以教一年級語文科目為主。我剛入小學她就開始教我們漢語拼音。閩西客家孩子打小生活在客家話氛圍中，說普通話時地方腔重。因此“大米先”從小抓好我們拼音基礎，從“aoe”開始對每一個拼音字母的口型、舌頭位置、氣息運行她都注重把控，拿捏準確到位，每次還自己示范帶讀，讓學生一遍遍跟讀，并要求拼音字母人人過關后才開始教拼讀字、詞。“大米先”的語文課堂總是書聲朗朗，她的聲音與學生的讀書聲此起彼落，抑揚頓挫，和諧共振，聲音傳到離教室不遠的街巷上，有人甚至專門駐足聽得如癡如醉，成為那個年代當地的一道獨特風景。

“大米先”不僅課教得好，對學生要求也嚴。當時鄉村孩子大多生性頑劣，連家長也奈何不得。“大米先”平常在學生面前總板著臉孔，不茍言笑，話語不多，讓學生心里都有點怵她。記得一次課間我和另一同學因打鬧貪玩，上課鈴響了片刻才進教室，不料接下來剛好是“大米先”的語文課，生氣了的她在黑板側旁的地上用粉筆劃了兩個圈，讓我和另一同學在圈內罰站聽課，雖然站了一會她就以我們“認錯態度好”為由讓我們回到座位，但那次經歷讓我從此在她面前再也不敢造次。我至今不懂當年已年近半百的她從何而來的耐心，她甚至會把學習后進的學生逐個叫到跟前檢查她布置的作業，一丁點錯誤也不放過。對犯錯誤的學生她總能及時發現，一旦被她盯上，立即展開“窮追猛打”，課后“留堂”是常有的事。記得有一位叫“修牯頭”的學生，自小刁蠻，一年級就開始躲廁所里學抽煙，每位老師甚至校長都對他皺眉頭。但“大米先”一旦發現他做錯事，就按老規矩叫他放學留下來，罰抄書、背書、寫保證書，自己一邊改作業，一邊監督“修牯頭”完成“懲罰”任務，整得“修牯頭”最終也只得向饒老師討饒。

當然，如果你以為“大米先”只會一味嚴厲那就錯了，其實她在嚴格要求學生背后，更有她付出的深深的愛。上世紀七十時代，因物資匱乏，生活艱難，不少同學吃不飽、穿不暖。“大米先”看到學生有困難總會以慈母之心關心幫助。下洋街有一名學生叫阿約，因窮困買不起鞋，大冬天打赤腳上學，凍得鼻涕直流，“大米先”動了惻隱之心，竟然拿出自己孩子的布鞋借給他穿，感動得阿約差點當場落淚，至今難以忘懷。“大米先”幫后進學生留堂補課，卻從不收取分文。有時她把做了錯事的學生帶回自家，邊做飯邊監督學生完成抄書背書，如果到了飯點，她還打一碗飯給饑腸轆轆的學生先墊肚子，邊吃邊語重心長教育他要改掉不良惡習，最后還送學生回家，叮囑家長配合教育。據說那個原本人人嫌棄的“修牯頭”，也在老師家里“蹭飯”多次，最終經耐心教育修成正果，各種臭毛病逐步減少，長大后還當兵進了軍營。

“大米先”到61歲才離開心愛的教學崗位，退休后她在家相夫教子，為人低調，對單位和對別人要求甚少，對子女教育卻十分嚴謹，她的倆兒子大學畢業后都像她一樣成為光榮的人民教師，包括她自己丈夫也是一名中學語文教師，是令鄉民敬重、貨真價實的“教師之家”。

今年中秋節恰好也是教師節， 97歲的“大米先”過完一個難得重疊的“雙節”之后，終于安靜離開這個世界。據說，她直到臨終依然保持低調為人品性，再三交代子女將她的后事從簡，除家中親人外盡量不驚動其他人。

那天上午，我從極有限的渠道聽到大米老師舉行追悼會的消息，專程前往殯儀館送別老師最后一程。雖然“大米先”生前從教近四十年，桃李滿天下，但鑒于防疫期間，加之其家人的嚴格“把控”，那天到場送別的僅寥寥數十人。我想，這或許與她一向慈愛善良、低調樸實的個性吻合吧。

伴隨著空靈的圣歌，在肅穆、圣潔的鮮花簇擁叢中，我看見遺像中的“大米先”始終微笑著，顯得平和而又安詳。

(王福星 作者單位：福建省閩西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