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既是民族旗幟，亦是華僑之光，是位列中華民族近現代史上偉大人物長廊中的人。如此高的贊譽與他在現實生活中是有膽有識、有情有義的熱血男兒密不可分。這正是李秋沅《陳嘉庚：華僑之光》令人印象深刻的緣由。

人格之偉大與否，最大的評判標準在于能否經受得住困境之磨礪。按照洋人的律法，父親欠下的債兒子不必還，何況債主手中還有陳家順安號抵押的產業，日后這些產業升值即可抵債。換言之，于情于理陳嘉庚皆不必還父親經商失敗欠下的債。可是，陳嘉庚在經商獲利之后，即與印度高利貸商人協談還清債務之事，在達成協議之后他還款九萬元。而時年三十三歲的陳嘉庚還款前的家當只有十幾萬元。他付出巨款，在多數人看來是既傻又笨的行為，卻是他從心出發的自然之舉，無需外力督促或逼迫。人格、氣度、風范，若摻雜一絲假意，就失去存在的意義與歌頌的必要。而此舉為他贏得信任與尊重，為他帶來日后的人脈與商機則是后話，本不在他考量范圍之內。

在陳嘉庚八十七年的生命長旅中，最值得敬佩的不是創立龐大的商業帝國、積累巨額財富，而是他助力家鄉教育事業的毫無保留，是他身在南洋積極支持抗戰的竭盡全力。后兩者正是李秋沅著墨最多之處，也是陳嘉庚一生最難之點。祖國哪里有需要，他就把力氣出在哪里，并樂意因此而付出全部。因為他是一個純粹至極的人。何為純粹?純粹不是透明，不是沒有缺點，而是從不計較自己的得與失，只在乎民族與國家之存亡。無小利，有大義，陳嘉庚誠可謂有浩然之氣者。

有人提議廈門大學的樓宇應該命名為“嘉庚樓”或“敬賢樓”，他卻命名為“群賢樓”，既出自王羲之名篇《蘭亭集序》，又恰如其分地全是他辦教育的初衷。人人皆為賢者，豈有國弱之理?豈有國破家亡之慘劇?帶領慰勞團到達重慶，得知國民政府劃撥專款八萬元作為經費，他非常不安。第二天他登報發出啟事表達態度，解釋謝絕專款接待之由。自四月十四日抵達到五月一日離開，慰勞團除了借政府兩輛客車、耗費的汽油由政府供給，其余費用總計六千一百元，統統由團里所有人合力承擔。這與陳嘉庚的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密不可分。在爪哇三年半的逃難歲月里，他從始至終做了最壞打算，如果落入敵手，絕不做日寇之傀儡，舍身取義勢所必然，不容有絲毫猶豫。在逃難期間，他寫出三十多萬字的《南僑回憶錄》，書中“最大部分為記錄南僑襄助祖國抗戰工作”，為后人留下珍貴的精神財富。

李秋沅有意把陳嘉庚的純粹寫到極致，這不是特意美化，而是她在梳理陳嘉庚過往生平時被深深打動的自然選擇。她以時間為線索，寫出傳主偉大人格的修煉之路，在生與死之間徘徊，在祖國與南洋之間奔忙，在惦記鄉親與愛國熱忱之間轉換，他活出的是厚重、精彩、壯闊、完滿的一生。他不僅是閩人之光，更是國人之光。“七十年來，他用超乎常人的意志力與自律，披荊斬棘，筑起自己龐大的實業王國，‘先有營業而后能服務社會’;他以‘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振興、社會的進步、人類的文明’為己任，興學辦教育，領導南僑襄助抗戰;他為實現民富國強而走向政治舞臺，走向了人生深處，走上了奉獻與成就、輝煌與圓滿之路。”不管在人生的哪個階段，不管遇到怎樣的境遇，陳嘉庚始終如一。這正是魯迅先生文章里所寫的中國的脊梁。在抗戰最艱難的日子里，陳嘉庚為助力抗戰所付出的一切值得后人銘記，那些艱辛與心血雖不如集美學校與廈門大學那樣有留存至今的建筑為證，卻有座豐碑矗立于代代國人心中、矗立在歷史的長河里。

歷朝歷代不乏成功之人，缺的正是如陳嘉庚這樣純粹的人，這樣的人注定寥若晨星。如晨星者不僅少，在茫茫暗夜里其光芒亦有些清冷，甚至微涼。然而，必定是光，是星光。星光指引前行之作用，不容忽視。對現代人來講，回顧中華浩瀚歷史中的先鋒人物，其最切近的作用，莫過于尋求一種指引。它不是振臂的呼喚，亦非熱切的鼓舞，可能只是內心的某一根弦被無聲地觸碰。

(張家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