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常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以“長樂”作為前綴，稱自己為福建長樂人。時人也多以福建人目之。事實上福建長樂僅是其原籍，根據陳福康先生寫的《鄭振鐸傳》，鄭振鐸祖輩即從福州遷徙到了溫州，鄭振鐸自己也是在溫州出生、長大。那么，何以鄭振鐸有如此之強的閩鄉情結呢?

我想首先應該是根深蒂固的故鄉觀念在起作用。我國自古以農業為本，以家族為重，國人也變得安土重遷，輕易不離開家鄉，即使不得不離開，也要落葉歸根。對于漂泊在外的游子來講，故鄉不只是一個重要的地理概念，還是一個可觸可感可作精神寄托的溫暖家園。在戶口登記里，故鄉就變成了籍貫，成為一個人尋根問祖的重要線索，成為一個人在茫茫世界中不至于迷失方向的指路明燈。在流動和遷徙變得日益頻繁的今天，其實情況依然。

在鄭振鐸成長的那個年代，傳統儒家思想雖然開始受到沖擊，但仍然根深蒂固，故鄉的觀念仍然強烈。更何況長樂鄭氏枝繁葉茂，自從唐末從河南遷至福建，已經在長樂代代生活了一千多年。鄭振鐸這一支雖然在南宋嘉泰年間在長樂縣境內進行過搬遷，但在首占村也已生活了七百多年。這是一段足夠漫長的歷史，鄭振鐸有無數先輩都埋葬在了長樂，還有大量的鄭氏子孫仍堅守著鄭氏的祠堂。長樂已經成為了鄭振鐸和他的族人永遠走不出去的精神原鄉。而且歷史上，鄭氏家族人才輩出，明清時代進士就有六名、舉人二十多名，這也足以讓鄭家人為之自豪。客居溫州的鄭氏一家不可能不對此牽腸掛懷，因而雖然鄭振鐸在溫州出生、長大，但觀念里也許跟祖輩、父輩一樣，只是把溫州當作“寄籍”之地，遠方的長樂才是自己真正的家。

其次，我猜想跟鄭振鐸一家人在溫州的生活狀態有關。根據陳福康先生的考證，鄭振鐸的祖父鄭允屏少年時便雙親亡故，大約在1895年，為投靠在溫州當道臺的表親而遷到了溫州。這本就是為稻梁謀的無奈之舉。

在溫州，鄭氏一家的生活也并不如意。祖父只是在道臺手下當幕友，做一些文書工作，收入不可能太高。而祖父共育有三男三女，遷溫時大多還沒成年，家庭負累不小。長男，也就是鄭振鐸的父親鄭慶咸，剛能幫助父親分憂，精神就出了問題，治療無效后去世。父親去世時，鄭振鐸只有十一二歲。家庭沉重的負擔再次全部壓在了祖父一人肩上。

又過了六七年，連祖父也去世了。家庭的重擔這次全部落在了鄭振鐸的寡母身上，她上要伺候年邁的婆婆，下要拉扯三個未成年的孩子，日子的困苦可想而知。她沒有好的掙錢門路，只能靠幫人家縫縫洗洗來掙點微薄的家用。因而在鄭振鐸及其父祖輩眼中，溫州只是他們不得已的客居之地，真正的家還是在福建長樂那個名叫首占的小村莊。因而祖父去世后落葉歸根，最終仍葬回了福建長樂老家。

再次，跟家庭強烈的福建生活氣息關系重大。根據鄭振鐸的兒子鄭爾康回憶，從他懂事那天起，便聽到父親、母親、老祖母和其他長輩間，日常生活中的交談，都是講福州話。鄭振鐸遇到家鄉人，也喜歡用福州話跟他們交談。如鄭振鐸第一次見到胡也頻，得知他是福州人，就用福州話跟他交談，事后還說：“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于本地的鄉談，答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由此可見鄭振鐸從小的語言環境。

在飲食習慣上，鄭家也始終保持著濃濃的福州口味。鄭振鐸的母親更是做得一手地道的福州菜。鄭振鐸曾多次邀請朋友們到家里品嘗母親的手藝。鄭爾康回憶稱，用紅糟做的雞鴨魚肉，是日常餐桌上少不了的，炒粉干更是父親鄭振鐸最愛吃的點心。

鄭家人雖然生活在溫州，也不與當地人通婚。鄭振鐸的母親是福州人，二叔早逝，三叔長大后外出求學，早早離開了溫州。鄭振鐸的三個姑姑，除三姑送人外，大姑嫁給了福州陳家，二姑嫁給了福州李家。

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下，鄭振鐸有強烈的閩鄉情結似乎一點都不讓人意外。也正因為這種強烈的故鄉情結，鄭振鐸在京讀書期間才會以福建人的身份積極參加福建同鄉會活動，并得以結識冰心、許地山、廬隱等一幫福建才俊，還遇到了初戀情人王世瑛。也許不算巧合，鄭振鐸后來娶的高君箴恰也是長樂人。

縱觀鄭振鐸的一生，他的閩鄉情結可以說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到生活中的每一個細節，在同時代作家中似他這般故鄉情結如此之重的可謂少見。寫文章，署名“長樂鄭振鐸”，刻印章，也是“長樂鄭振鐸”，就連瞿秋白送給他的新婚禮物，也刻有“長樂”二字。更不用說他還結交了一大批閩籍好友。

只怕同樣熱愛鄭振鐸的溫州人會暗自傷心吧，但沒辦法，誰讓鄭振鐸有這樣強烈的故鄉情結呢，以至于在他遇難前十天，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作“最后一次講話”時，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張遂濤 作者單位：廈門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