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而將其作為一項黨內政治制度加以確立，則是濫觴于延安時期。

1941年1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干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拉開了為期三年多的“延安整風運動”的序幕。針對黨內受“王明路線”影響，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傾向，毛澤東提出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設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澤東為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旋即，毛澤東為推動調查研究工作做了兩件事：一、替《魯忠才長征記》寫了按語。他高度贊揚了這部“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它是“調查會之后寫出的”;二、向婦委、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作關于農村調查的報告，著重強調：“調查研究要詳細地占有材料，抓住要點。”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得到了全黨的積極響應。一些高層領導自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檢討了以往輕忽調查研究而犯有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錯誤。如張聞天說：“過去(共產)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很大損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現在還要補課。”他帶頭從1942年1月起，主動去陜北神府、綏德、米脂等地農村搞調查研究，為期一年半，受到毛澤東多次贊揚。在這一榜樣的感召下，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在延安地區蔚然成風。

1940年秋天開始，國民黨停發八路軍軍餉，并對陜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延安深陷困境。隨之而起的是中共黨內在財政經濟問題上產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應該加強調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分頭到各地調研工、農、商各業的情況，逐個視察工廠、商店、供銷合作社及運輸隊，調查了各縣的自然資源狀況，摸清整個邊區的“家底”。經過調查研究之后實行的一系列措施，振興了邊區的經濟。如大力開發鹽田，鹽業的收人成為了邊區政府除公糧外的最大收人;利用邊區羊毛資源豐富的優勢，編毛衣、織毛毯，自用以外還大量出口，發了“羊”財，緩解了邊區的經濟窘況。

當時，邊區政府因增加征收公糧而引發沖突，百姓有怨氣。這引起了毛澤東的深刻思考，他經過深入調查研究，決定減征公糧，發動八路軍“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大生產運動由此拉開序幕。以開發南泥灣為例：《陜甘寧邊區森林考察報告》中列數了邊區森林資源和可墾荒地的情況，并提出了開墾南泥灣以增產糧食的建議。朱德即刻召見調研者，并三次由調研者陪同視察南泥灣，一次次調研更堅定了朱德開墾南泥灣的決心。隨后他制定了開發南泥灣的總體規劃，并向毛澤東建議由三五九旅承擔這一艱巨任務。

毋庸諱言，延安整風在康生的極左的操作下，審干工作一度走上歧路，成為了“搶救運動”，把15000人打成特務、奸細，廣大黨員干部義憤填膺，紛紛向中央反映情況。毛澤東很快糾正了這一錯誤做法，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遏制了擴大化的趨勢。毛澤東在總結審干工作的教訓時指出：“發生錯誤的原因主要是兩條：一條是缺乏調查研究;一條是沒有區別對待。”經過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區別對待，甄別和挽救了一大批黨的好干部，也使延安整風運動走上了正軌，成為彪炳史冊的里程碑。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