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讀了一遍路遙的《人生》，心頭依然感慨萬千。于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這部作品的影響太深刻了，“高加林和劉巧珍”的名字，從未在記憶中消失過。

曾經有一種說法，把高加林比作“現代陳世美”，重讀《人生》之后，我是不認同這種說法的。應該說高加林是一個復雜的人物，是那個年代農村部分青年的一個縮影，不能簡單地非A則B。

高加林是一個有抱負的青年，是農村新青年的代表。他不安于現狀，“十幾年讀書，就是為了不像他父親一樣一輩子當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種說法是奴隸)”。他是有才華的，當民辦教師時，兼上算術、語文、音樂、圖畫等課程，可謂多才多藝;當通訊干事時，更加突出了他的采訪、寫作才能，使之“立刻就在縣城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地區報和省報已經發表了他寫的不少通訊報道”。高加林的本質并不壞，他“從來也沒鄙視過任何一個農民”，他對高家村這片土地滿懷深情，對他的父母、巧珍、德順爺…………滿懷深情，他放棄巧珍時，并非那么絕情，也是滿懷矛盾、內疚和虧欠的。他有自尊、不諂媚，“不像一般莊稼人那樣羨慕和尊重這兩家人(高明樓、劉立本家)”，有一般知識分子的“清高”。他能夠吃苦耐勞，在農村能出山勞動、灌大糞(雖然這方面并不擅長);第一次參加通訊報道工作，就不顧生命安危，在暴風驟雨中摸黑到受災現場，在艱苦條件下一待五天…………這樣看來，高加林的閃光點還是不少的。

遺憾的是，在那個年代，高加林和大多農村青年一樣，難以逃離“時運不濟，造化弄人”的怪圈，特別是城鄉體制割據，造成命運對他的不公。當個民辦老師，被關系戶擠“下崗”;當個通訊干事，屬于“走后門”，被清退了。本想兢兢業業干出一番事業，卻沒能得到一個好的平臺，理想一次次破滅。所以分析高加林時，并不能拋開他當時的情境、心境，特別是那種想急切擺脫命運束縛的渴望。

當然，高加林個人也是有問題的，主要是他的虛榮心作怪。把進城當作人生目標，這不算壞事，但不能把這當作唯一前進的階梯。雖然知道是通過“走后門”成為國家干部的，開始有些惴惴不安，但最終還是欣欣然接受。看他，進城時“高興得如狂似醉”，雖不敢說完全忘本，但至少是飄飄然，有些忘乎所以了;知道有機會進省城培訓，馬上就把和父親、德順爺談話的情緒拋之腦后。高加林在榮華富貴面前是迷茫的，他的心一下子飄得太遠了，就如德順老漢說的：“你把良心賣了!加林啊…………”最終，生活給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浮得高、跌得重，竹籃打水一場空。

從客觀來講，高加林的這種心態、這種表現具有普遍性，非單一的“喜新厭舊、見異思遷”能表述清楚，況且，他并不厭舊，時常因思舊而痛苦。是在那種時勢之下，他不得不作了一個選擇。我現在仍然認為，他的選擇不能簡單地定對或錯，作為一個本來就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今后是面對一個文盲村姑、還是一個青春活潑的城市知識女性?是比較矛盾的。換一個角度，如果是自己在那種處境下，又會如何抉擇?

人無完人，人有七情六欲，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價值觀，當然，這些都是以不觸碰道德底線為基準的。高加林最終還是觸碰了“拋棄”劉巧珍這條底線，至少是高家村人認為的底線。

最終，回到《人生》的話題，還是“抉擇”的問題——對人生道路的抉擇、對情感的抉擇。這個問題，并沒有標準答案，但有“三個應該”的提醒，應該慎重，應該克制(特別是對欲望的克制)，應該不觸碰最基本的道德底線。也許，這樣的人生才能坦坦蕩蕩。

再提一下劉巧珍和黃亞萍兩位女主角，她們雖然處于不同的社會階層，共同點是都很善良、很真誠、很勇敢，對待生活，是熱枕的、富有激情的。特別是在感情方面，均能夠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所愛。我不贊同對黃亞萍的貶義評價，認為她對待愛情是這山望見那山高，其實書中已明確交待，她對張克南自始至終就沒有愛情，不屬于移情別戀之類的。她是真誠的，真誠地愛著高加林，也因為高加林必須回鄉當農民而矛盾痛苦。

小說的結局，是不完美的，甚至可以說是愛情悲劇，令人遺憾。這不能歸結為高加林一個人的錯，這應是那個年代特殊時勢造成的，是城鄉發展矛盾的集中體現。其中給我們的思考和啟示，至今還是很有意義的。

(羅炳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