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認為，地方、歷史與時間往往充當著小說人物生長的敘事裝置，它們以公共而遠景的方式，不僅賦予文學人物及其行動以真實感、審美性和景深度，而且它們在與人的彼此互動互塑當中，制約、生成或激發著人的存在的多種可能面向，由此完成小說對人的發現、蠡測、審視與捍衛。其中，地方性的裝置所呈現的是人與土地、人與家園、人與原鄉之間的情感紋理，歷史性的裝置負責展示個體之人對歷史共名的或順承、或反抗、或疏離等行動姿態;時間性的裝置聚焦于人對自我成長歷程所呈現出的堅守、蛻變、羸弱和確立等生命哲學。而絕大多數小說只是將某一裝置作為敘事空間，以此呈現人物在此空間當中的單向度光影。黃寧的中篇小說《在南方》(《花城》雜志2023年第6期)在緊湊而精巧的敘事結構當中，創造性地將福建與廣東兩地的地方性、歷史性和時間性“并置”，以此開掘出地方的人、歷史的人、時間的人的總體性生活肌理和存在面向。

《在南方》以抗戰時期潮汕難民流寓閩地為故事背景。小說當中的潮城是家園的隱喻和原鄉的象征，更是深隱著情感共同體的身份認同的地理載體，因此，小說以“生活離鄉————精神歸鄉————生活再離鄉”的人物情感和行動結構，展示出人物譜系的“漂泊美學”。李愛英與阿秀的方言認同、林萬華和李愛英的生活歸鄉、李伯和李周秀瑛及其家人的固守家園等展示出“神圣家園”的虔誠召喚，或者說家園與離散游子之間的深刻精神同體;但小說更聚焦于人物從潮城這一南方地理“離鄉”之后，其地方性精神在他者空間(杭城)的彌散，善良、憐憫、隱忍、勤勞、質樸、韌性等是潮城離散人物群像的集體性格標簽，這種潮城地方精神的彌散與介入，改變著他者地方空間(杭城)的人文價值生態，譬如丘開元對李愛英的情感愛戀、東家太太對李愛英的離別坦言以及將恒隆行交予李愛英、賬房先生對李愛英和林萬華的慷慨資助等;生成出他者與本土相交融的新人文價值形態，甚至展示出他者對本土進行改造和重構的價值生態革新，譬如李愛英和林萬華外鄉人在杭城的艱辛留守、接納和認同。而對于杭城來說，無論是丘開元還是東家太太，則再次開啟了“離鄉”的生活漫游。也就是說，無論對于李愛英、阿秀、林萬華，還是丘開元、東家太太、黃長田等，“離鄉的流寓”或“在路上”成為小說及其人物的行動基調，由此小說捕捉到了人的日常行動性和人的精神原鄉性之間的存在悖論，雕刻出人的精神皈依景觀的普遍質地。

《在南方》將抗戰歷史作為一種凌厲而極端的生活裝置，由此展開對歷史共名之下個體存在、個體抉擇、個體命運的文學形塑。小說一方面延循著“歷史-人”的人物典型律，即個體人物的生活處境、生活行動、生活情感，均是歷史共名的微觀投射，李愛英和阿秀的離鄉、李記裁縫鋪的艱難運行、邱開元的慷慨捐贈、林萬華的流浪生活、黃長田和豆仔的悲慘等，無不源于日寇入侵、社會動蕩、民不聊生的抗戰歷史場域，而當“求生”成為人的第一要務之時，傳統的道德、倫理、情感、價值、秩序、理想、信念、慣例等，都將遭受巨大的震蕩或瓦解的挑戰與危機，這是作者對抗戰歷史景觀及其規約之下個體之人普遍而內在的“精神創傷”和“人世悲涼”的觸摸與裸露。另一方面，《在南方》當中強大的歷史共名同樣提供了多元而廣闊的個體價值抉擇、行動抉擇、精神抉擇的生活岔口，個體訴求與歷史規約在抗衡當中，展示出豐富而深邃的情感、精神、道德、信仰和價值的或呼應、或反抗、或震蕩、或潰散的生命質地。小說開掘出獨具南方性的歷史人文精神，譬如丘開元的慷慨賑濟和積極抗日包蘊著舍生取義的家國情懷和民族氣節，李愛英和阿秀的生活艱辛包蘊著堅韌樂觀的生活熱望和情感守望，林萬華的顛沛流離包蘊著豁達積極的生活信仰和隱忍不屈，李伯的努力生活包蘊著持重安守的底層悲憫與責任道義等，特別是小說當中的生活羈旅者、漂泊者、被凌辱者之間的相濡以沫、慷慨俠義、江湖仁愛等民間道德品格及其實踐，譬如李愛英與阿秀之間的互相幫助，李伯對黃長田和林萬華的危難救助、林萬華對朋友的慷慨扶困、丘開元對戰爭難民的濟危扶困直至最后的壯烈犧牲等，也就是說，在戰爭的歷史裝置當中，從個體到群體的集體生活抉擇是自覺而堅定的踐行民間道義，這正是作者賦予小說人物的“南方歷史精神”或“南方人文精神”，它是蕩滌了歷史的喧囂、誘惑與蕪雜，而澄澈出高貴、堅定而永恒的人性偉大和人性正義。

《在南方》還將時間作為強大而掣肘式的人物成長裝置，在時間之流對歷史走向、對個體行動、對生命哲學、對人心深邃的超強改造銳力之下，人的“存在”展示出流動易逝或恒定堅守等諸多生命面向，而諸多的生命面向，既是個體對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認知，也是個體與歷史記憶的自覺和解，還是個體與現世生活的積極重構。小說當中設置了抗戰、“光復”和新中國成立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一方面，小說展示出人物在時間之流當中所無力逃離的生命悲劇，他們與時間之流同頻并最終敗北于時間之流的囚禁和形塑。如恒隆行的衰敗、阿秀的慘死、黃長田的離去、李愛的病逝、李周秀瑛的消亡等，小說當中諸多人物的離去、殞命或故去，固然有其各自的社會性成因，但作者在《在南方》當中，更多展示出的是在飄搖動蕩的亂世當中，作為個體生命的無常、羸弱以及有限性等，這是人清醒地意識到卻無力逃脫或拯救的存在困厄，也是小說所內蘊的現代主義式的人的發現。另一方面，小說還展示出人物即使深處時間之流的侵襲、改造或瓦解，即使不斷經歷時間話語的轉換，卻依然堅守、信仰、捍衛、踐行和企望的生命哲學————李愛英的善良與隱忍、阿秀的擔當與大愛、林萬華的慷慨與樂觀、丘開元的道義與犧牲、黃長田的責任與恪守、李伯的仁愛與執著等，都具有穿越時間迷障、穿透時間帷幔的道德、人性、人心和人格的“永恒性”，也正是這種“永恒性”，不僅充當著小說文本、人物和美學的精髓與靈魂，更是對南方人文精神、南方民間本質的勘探、剝離與還原。因此，黃寧在《在南方》當中對地方、歷史與時間的巧妙設計和立體征用，突破了當前諸多小說單維度審視，或多維度彼此無法形成有機綜合視角所呈現出的人的存在的局限性，而從地方家園、歷史回歸、時間鏡像等維度傳達獨屬于自己的經驗、思想和想象，從而構建起一種以南方地方性抒寫通達總體中國的兼備地方史詩、流寓美學、民間仁愛、生命傳奇、存在哲思的新小說敘事形態。

(金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