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新皇帝登基，為了爭取臣下的支持，都會首先廣施恩澤。清代雍正帝是在動蕩中即位，面臨著皇族的集體挑戰，他上臺似先給官僚階層一筆大大的好處才對。然而，雍正帝卻不屑于此，帝位認同的危機，絲毫沒有影響雍正帝果斷整頓吏治。

雍正帝承統康熙朝創業的太平盛世，也接下了清朝的隱患：吏治腐敗，政務松弛，稅收短缺，國庫空虛。他堅信：“人君圖治，首在治人”“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官吏不正，積弊不除，社稷焉能穩定?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連續頒布11道諭旨，訓諭各級文武官員。適如章學誠評價：雍正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為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文史通義》內篇)足見雍正帝整頓吏治卓有成效。魏源認為：“康乾盛世”的出現是“圣祖墾之，世宗耨(除草培植)之，高宗獲之”。雍正堅定不移地整飭官風，強化吏治，正是“耨之”的一個重要方面。

雍正登基后，直面虛詐成風的腐敗政局，向朝臣宣告：“朕生平最憎‘虛詐’二字”，且“最惡虛名”。將這種陋習視為“國家之大蠢，妨政敗俗莫此為甚”。一“憎”一“惡”，鮮明地表達了他對虛偽、欺詐等腐敗風氣的批判態度和以求真務實精神力挽頹風、興邦治國的決心。

康熙晚年，朝臣議事常有“彼此推諉，不發一言”，最后只得“從公議論”的情形。雍正帝斥責朝臣附和與迎合卻無主見：此乃“各懷私心”。為力糾這一劣習，他建立分班議事制度，使九卿上朝必有所言。雍正帝嚴斥“皇上以為可，無一人敢言其不可”的迎合做法，“頌圣具文，實聽厭矣!”陜西巡撫馬爾泰呈上“仰賴洪福”的折子，想借好年景來稱頌皇帝的圣德，雍正帝在奏折上怒批：“這類套話實在沒味，朕屢諭屏(摒)棄迎合虛文，已是口干舌燥，你竟仍務此道，難道沒長耳目嗎?”鄙視虛詐、憎惡虛文之情溢于言表!

雍正帝訓導百官“以實心行實政”，“一切奏陳，務宜據實無隱”，報喜更要報憂。他兩次表彰川陜總督岳鐘琪：雍正二年(1724)，岳如實上報西北干旱災情，雍正諭贊：“凡地方事情，皆如此據實不加絲毫隱飾方合朕意。朕所望內外大臣者，即此一真字耳。” 翌年，岳發現亂攤亂派的名目竟有30多項，一并如實奏報朝廷，毫不護短。雍正帝朱批：“此奏甚屬公誠”

而對那些粉飾太平的官員，雍正帝則表示非常反感。當年官場有一個陋習：官員初到任必極言吏治民生如何糟糕，及過一年半載便奏報如何好轉，以示政績。雍正帝“只可信其半”。甘肅巡撫石文焯在旱災期間偶逢小雨就上奏說：“可望豐收”。雍正帝毫不客氣地在該奏折上朱批：“經此一旱，何得可望豐收?似此粉飾之過言，朕實厭觀。” 雍正四年(1726)7月，巡視臺灣的監察御史索琳上折說：臺灣地方官兵嚴加操練，精益求精，可保海疆萬載升平。雍正帝警告：凡事最重要的是務實，不欺不隱才算良吏，“粉飾、迎合、頌贊、套文陋習，萬不可法”。

雍正帝清醒地認識到：“若時存沽名市惠之心，必至為同流合污之鄉愿，又何能為整綱飭紀之良吏乎?”(《雍正實錄》)并以是否“虛詐”作為一項重要的用人標準，堅持“去庸人而用才干”。對諸如田文鏡、鄂爾泰、李衛敢于作為、勇于擔當的“才干”破格提拔，委以重任;干不了事的“木偶”式官員，乃是“庸人”，就是失職，就要罷免。直隸巡撫鑒于吳橋知縣常三樂安分守己卻無所政績，擬降級使用，吏部以“無劣跡”不準。雍正得知后，下諭：常三樂“軟弱無為，實屬溺職，應當參革”。山東曹縣知縣王錫到任一年，所接20余件命盜案竟無一審結，雍正以“玩廢馳”罪將其革職監禁。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帝臨終前，再次告誡重臣：“屏棄虛文，敦尚實政”。這堪為一份政治遺囑。

（沈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