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一龍，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原二級高級法官。1984年，從廈門大學法律系畢業(yè)的他懷著對法官職業(yè)的憧憬，步入省高院的大門。從民事審判庭到知識產權庭，他始終站在審判一線，用專業(yè)的法律知識、嚴謹的工作態(tài)度和對公正的無限追求，主審一件又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案要案。讓我們跟隨陳一龍的腳步，回顧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

初探：

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從無到有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的知識產權制度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實施不斷健全和發(fā)展?！渡虡朔ā贰秾＠ā贰吨鳈喾ā贰斗床徽敻偁幏ā返确上嗬^出臺，知識產權法律體系逐步健全。

起初，省高院受理的商標和專利案件由當時的經濟庭審理，而著作權案件則歸民庭審理。伴隨著“入世”的進程，知識產權保護被擺到更為重要的位置，1994年前后，最高人民法院及北京、廣東、福建等地法院相繼成立知識產權審判機構，統一受理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這標志著我國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體系的初步形成。

我從1996年開始辦理知識產權案件，剛開始接觸的多為品牌飲料的包裝侵權案件。其中，有一起“秦山仙草蜜”碰瓷“泰山仙草蜜”包裝的案件讓我印象深刻，這反映出當時市場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迫切需求。面對仿冒行為，我們及時采取證據保全，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知識產權案件的類型和數量日益增多。1997年，知識產權審判庭從民事審判庭中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專門的審判單位，這進一步提升了知識產權審判的專業(yè)性。

1999年，我主審了一起廣受關注的福建土樓紀念章著作權糾紛二審案件，原告鐘某以振成樓為主畫面，以單獨創(chuàng)作和部分委托創(chuàng)作的形式，完成了“中國永定土樓紀念章”圖案和文字創(chuàng)作，取得該紀念章圖案的著作權。在工廠生產后，他委托林某進行銷售。之后，另一家公司找到林某，表示可以生產同款紀念章，林某就委托該公司生產紀念章。鐘某發(fā)現后訴至法院，一審法院判決林某侵犯了鐘某的著作權，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

當時，很多人對知識產權的概念還不清晰，由于林某是振成樓的所有權人之一，有不少人認為，林某的行為不屬于侵權。但法理并非如此。鐘某以永定振成樓為素材，創(chuàng)作土樓紀念章，是對土樓的合理使用，且其作品以獨特的視角表達了作者的思想內涵和審美觀，體現作者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具有獨創(chuàng)性。林某雖是土樓的所有權人之一，但不享有土樓紀念章圖案的著作權。林某未經權利人許可，擅自將幾乎相同的圖案委托他人制作成鍍金紀念章出售，侵犯了鐘某的著作權。我們非常堅定地維持一審判決。

雖然判決出來后，仍有很多聲音不解，有著《樓是我的，我侵啥權》《土樓主人緣何敗訴》等相關報道，但也有不少業(yè)內人士站出來發(fā)聲、普法。通過社會討論，大眾對知識產權的認識更加清晰，推動了旅游業(yè)、文創(chuàng)產業(yè)良性發(fā)展。

堅守：

與“舉證難”長期博弈

可以說，從辦理知識產權案件開始，我就始終在和“舉證難”博弈。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財產，侵犯知識產權的證據常常是稍縱即逝的。比如，假冒商標的產品在流入市場后才會被發(fā)現，但在生產階段就已經侵權了，到底做了多少、賣了多少，很難精確。因此，權利人依賴于法院的證據保全。

我清晰地記得，1998年，福州周邊有許多軋鋼廠仿冒三明鋼鐵廠的商標生產螺紋鋼。這些仿冒的螺紋鋼由于質量低劣，對國營三明鋼鐵廠的信譽度造成巨大影響。為此，三明鋼鐵廠申請?zhí)岣咴V訟審級，由省高院統一審理系列案件。

剛開始采取證據保全時，生產現場還是很容易被找到的。廠商還在熱火朝天地生產時，就讓我們逮個正著。而后，一些小作坊就只敢在晚上偷偷生產，生產現場越來越難被找到。即使找到現場，也沒有任何生產痕跡，我便從機器周邊留下的邊角料中固定證據。這些侵權人也很狡猾，后來我們再找到現場，連邊角料也沒了，最后只能從生產磨具的痕跡中找到一些線索。

有一些廠商甚至叫囂說：“我們不仿三明鋼鐵廠的，還能仿別家的，能耐我們何?”我堅定地跟他們說：“仿冒誰的都不對，我們一定會持續(xù)打擊!”

經過一系列的案件，這些小作坊越躲越遠，由于難以實現常態(tài)化的生產，侵權現象明顯減少，假冒行為得到有力遏制，為我省市場秩序建設和品牌強省戰(zhàn)略作出一定的貢獻。

作為知識產權案件審判法官，我們深知只有突破“舉證難”的瓶頸，才能更好地守護公平正義。隨著《民事訴訟法》的完善和《公證法》的出臺，我們豐富取證手段，引導當事人通過公證及時保全證據。同時，隨著信息化發(fā)展，能夠采用時間戳、區(qū)塊鏈等高科技手段對證據進行加密保存和取證。這些技術的應用，不僅提高了證據的可信度和唯一性，還極大降低了當事人的取證成本、縮短了取證周期。

蛻變：

在挑戰(zhàn)中鑄就專業(yè)輝煌

2000年后，社會發(fā)展日新月異。審判實踐中，專利糾紛、商業(yè)秘密等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審判方式上，從最初的分散審理到統一歸口管理，從“二合一”審判機制的初探，到“三合一”審判體系的根深葉茂。這要求法官不僅要精通法律知識，更要具備跨學科的知識儲備和綜合能力，以應對日益復雜多變的知識產權案件。

盡管面臨重重挑戰(zhàn)，但接觸新事物總令我興奮。知識產權法官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識，只有不斷學習、不斷進步，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于是，我開始大量閱讀，從國內外的經典案例中汲取智慧，從不同法律體系的對比中尋找靈感。

同時，還要在審判中積累經驗，發(fā)現問題并思考、解決。記得在寧德時代訴某電池加工廠的侵權案件中，我?guī)ьI審判團隊到外省取證時遇到重重阻礙：被攔在工廠外、負責人不愿露面、車輛被前后包圍……耗了幾個小時，我們也沒能接觸到生產區(qū)域。但我并不氣餒，終于在不起眼的廢舊倉庫中找到了剩余廢料，及時固定證據，成為作出判決的關鍵一環(huán)。面對挑戰(zhàn)，我從未退縮，正是這些磨礪，讓我更加堅定了知識產權保護的信念與決心。

回首法官生涯，我審理了福建省第一例司法確認馳名商標案，審理了武漢晶源環(huán)境工程有限公司與日本富士化水工業(yè)株式會社、華陽電業(yè)有限公司侵犯發(fā)明專利權糾紛案等一批批重大疑難知識產權糾紛案，為打造知識產權“福建優(yōu)選地”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從事知識產權審判多年，我始終相信，知識產權保護是創(chuàng)新的源泉與靈魂，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支撐。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沒有創(chuàng)新的土壤與空間。知識產權保護不僅僅是法律的較量，更是對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維度因素的深刻洞察與綜合考量。因此，我在審判實踐中始終堅守公正原則，力求在每一個案件中尋找最公正、最合理的解決方案，為創(chuàng)新者撐起一片“保護傘”。

如今，我已退休，但那段在知識產權審判領域奮斗的歲月，仍歷歷在目。我為自己能夠在這個領域貢獻一份力量而感到自豪。退休并不意味著停下腳步，在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我將繼續(xù)以一名法律人的身份，用公正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為知識產權保護事業(yè)貢獻一份綿薄之力。

(整理：郭佳文 王思琦)